刘伯温以退为进,不死钻牛角尖,勤著郁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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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为一个文人，既然隐居不仕，那么剩下还能做的事就是著书立说了，刘伯温也不例外。他在隐居的这段时期，著成了《郁离子》。郁，有文采的样子；离，八卦之一，代表火；郁离，就是文明的意思，其谓天下后世若用斯言，必可抵文明之治。郁离子，是刘伯温假托的理想人物，他借郁离子之口，来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。刘伯温的大作《郁离子》共18篇，章。每章大都由一篇寓言及论说文字组成，或一千多字，或一百多字不等。这本书涵今茹古，既继承了前人寓言艺术的优良传统，又将笔触指向元末衰乱的社会现实，讽刺时风，抨击朝政。看似是一本闲情逸致的寓言小说，其实不仅反映了刘伯温治国安民的主张，也反映了他的人才观、哲学思想、经济思想、文学成就、道德为人以及渊博学识。另外，书中还表露了刘伯温秘而不宣的隐痛——忠良被陷害，家国破碎，他内心压抑多年的愤怒在这里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宣泄。现存的《郁离子》一书共有两篇序，一篇是刘伯温的学生徐一夔所写，一篇是明翰林国史院编修官吴从善所写。二人在初读《郁离子》时，除了惊讶佩服外，都不能领会全书的意思，反复读了几遍后，才洞悉了全书的要领。可见，《郁离子》绝对是一本奇书。因为没有了官场琐事的羁绊，所以，刘伯温著作颇丰。除了《郁离子》，他在隐居的这段时间还写了哲学著作《天说》（上下）与《雷说》（上下）。其实，著书立说是刘伯温证明自己存在的一种方式罢了，他静观时变，更在意的是随时准备出山。当初，刘伯温归故里时，他所招募的义军害怕遭到方国珍的迫害，便跟从他居住在青田山中。所以，刘伯温拥有一支自己的武装力量。在乱世，谁手里握有枪杆子，谁就是老大。眼见刘伯温手里有兵，有人便建议：“趁天下纷乱之时，起兵括苍，以成勾践之业。”刘伯温笑着说：“我生平最恨方国珍、张士诚之辈，何必要效仿他们？人各有命，不可强求。”于是，刘伯温继续等待，等待着一个能够力挽狂澜、结束乱世纷争的人对自己的召唤。这一年，全国起义的形势继续迅猛发展。朱元璋谋取浙东诸路，严令将士们要“克城以武，安民以仁”，不要乱杀百姓。如果有兵士犯禁，便立即宣布斩首示众，以一儆百。结果，民心所向如江河归海，朱元璋所奉行的“仁心仁术”收到了绝佳的效果，他率领的起义军力量迅速扩大。当朱元璋东下婺州时，曾经派人招谕方国珍。朱元璋率领的军队号令严明、兵锋锐利。如果不从的话，很可能被灭掉。再说，西有张士诚、南有陈友定，如果再与朱元璋为敌，几乎是四面树敌，这绝对不是一个好的选择，于是，方国珍不得不顺从朱元璋，质子献地，以表达自己的诚意。人才就是生产力，谁帐下拥有的人才多，谁就能在战争中握有主动权。所以，元末群雄不仅在疆场争战，还争相招纳人才。在他们眼中，隐居之仕都是香饽饽，如果招揽了名重一时的贤士耆儒，不仅可以为自己出谋划策，兴起教化，还可以凭借其声望，让一方民众归附诚服。这是一举两得的事情，何乐而不为。朱元璋虽然上过几个月私塾，认得几个字，但撰写书信文契就差一些，身为红巾军大帅的他，延揽人才的心情更加迫切。比如，初取滁洲，便将儒士范常留在自己身边出谋划策；渡江攻占太平（今安徽当涂），让当地名儒陶安为参赞军机；攻下徽州，采纳了朱升“高筑墙、广积粮、缓称王”的建议，避免让自己成为众矢之的；攻克集庆，把夏煜、杨宪等十多人请到了自己的队伍中。浙东山明水秀，自古都是人才汇集之地，朱元璋以他一贯谦虚的态度，决定把这些人才都招揽过来，为自己效力。朱元璋攻下婺州后，恢复了郡学，废弃很久的学校又恢复了生机，传出了朗朗的读书声。学校没有好老师是不行的，朱元璋瞄上了宋濂，希望他能够出山。宋濂这个人幼时聪敏，记忆力强，精通《五经》。元至正年间，宋濂因举荐授为翰林编修，他却以父母年老为由推脱了当公务员的机会，跑到到龙门山闭门著书。元朝廷的高官厚禄他都看不上眼，会接受朱元璋的邀请吗？出人意料的是，隐居十多年的宋濂竟然接受了朱元璋宁越府（婺州）郡学之聘，成为了《五经》老师。可见，在他眼中，朱元璋才是结束这场乱世纷争的真正人选。至正十九年十一月，朱元璋命令帐下猛将胡大海、耿再成合兵攻打处州。石抹宜孙在处州西北屯兵阻止朱军南下，但他身边已经没有了为他出谋划策的人，手下的将士也是毫无斗志，失败是早晚的事。胡深眼见跟着石抹宜孙不会有什么好结果，又收到了朱元璋诚恳的召唤，便毅然决然地投降了朱元璋。对石抹宜孙来说，这是一个不好的预兆，他也无心恋战，便弃城逃走了。结果，红巾军没费多大力气，就拿下了处州七邑。宋濂、胡深都是刘伯温的好朋友，这二人都毫不犹豫地投奔了朱元璋，自己是否也该有所考虑呢？刘伯温在内心问自己。但作为一个正统的儒家文人，刘伯温内心有一个不容易跨越的坎，那就是“一女不嫁二夫，良臣难侍二主”。他该作何抉择呢？后续会为大家继续解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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