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的村庄报告之牛角屋,一道残存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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草屋之后，楼房之前，村里人家大多住的是“牛角屋”。“牛角屋”是砖瓦平房。上世纪70年代，村里一些人家开始拆掉草屋建瓦房，由于屋顶两边形状如同尖尖的牛角，许多人称之为“牛角屋”。(村里的“牛角屋”)“牛角屋”屋面以小青瓦为主，也有个别农户是橙红色平瓦，向阳门墙清一色小青砖，其它三面墙红砖占多，也有是小青砖。即使是橙红色的平瓦房，屋脊也是用的小青瓦。青瓦、青砖是小土窑烧制的，上世纪70年代之前，村办小土窑比较常见，70年代之后，每个乡都建了砖瓦厂，烧制的砖瓦呈橙红色。30年前，“牛角屋”占了村里农房的90左右。春节过后，天气渐暖，放眼望去，嫩绿的田野中，青砖黛瓦、屋脊两侧牛角般高高翘起的农家住宅，如同一幅水粉画，颇具乡间韵味。如今回想起来，那幅并不久远的场景，或许就是乡愁的一部分。“牛角屋”是村里人家开始有少许积蓄之后的产物，也是村里人省吃俭用的成果。那个年代，村里人家不再为温饱而犯愁。在此之前，吃饱饭是最重要的需求。村里人没有学过美国社会心理学家马斯洛的层次需求理论，只知道人首先是吃饭，解决包括饥、渴、衣、住、性的方面生理上的要求，这是人生存的需要。在这一层次中，吃上饭又是最重要的，其次都能讲究吃好。小时候，我总是期盼着过年，春节时生产队才杀猪，每家每户分上几斤肉，也会抽干一两个池塘，分上几斤鱼。平时，就连粥饭里面也不要夹杂着大麦、玉米加工的粗粮。离我家不远的一户邻居，因为孩子多，主人经常会带着一个袋子到我家借粮，或30斤，或50斤，每次邻居借粮，母亲会用粉笔在厨房门背面记上数字。印象中，门板上部分被数字填满了，打上×的数字，表示已经归还。当温饱不再是问题，建房成为村里人的重要选项。当村里建起第一幢“牛角屋”之后，“牛角屋”便如雨后春笋般出现。(村里的“牛角屋”)为了跟上这股建房潮，很多人家节衣缩食。我老家两幢砖瓦房，建成的时间相隔10多年，第一幢建于年，那时，我正在读高中。我们学校离家有10多里路，需要寄宿，每周回去一次。能带到学校的，仅仅是咸菜炒黄豆，春节后还会有少量的馒头片干。家里平时吃的以地里产出为主，白菜、青菜，就连地瓜也会切成片，放在锅里煮汤。就这样，为了建房，还欠了一些债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借钱建房，不仅仅我一家，很多人家也会如此。我家的砖瓦房与村里人家无异，屋面上青黑色的小瓦，屋脊两侧是“牛角”，门墙是小青砖，两边墙和后墙是橙红色的砖头。为了节省支出，桁条除了中间堂屋是木头的，两个房间都是用的水泥钢筋浇的桁条。当我和家人住进宽敞的砖瓦房时，那份开心，不亚于现在城里住进了属于自己的商品房。因为小瓦屋面容易漏雨，后来建的瓦房屋面铺上了橙红色平瓦，但“牛角”依旧。我父母现在仍然住在第一幢砖瓦房里，只是屋面上的小青瓦换成了不容易漏雨的仿古琉璃瓦，屋脊两侧的“牛角”也不得不换掉。(村里的“牛角屋”)在我们村，为了建“牛角屋”，有的人家不仅仅是节衣缩食，甚至付出了更大的代价。李勇的老宅与我老家靠得很近，他在兄弟三人中排行老大，喜欢看书。李勇媳妇叫梁凤俊，是从邻乡嫁过来的，人如其名，中等身材，家里家外都是一把好手。李勇性子慢，老婆性子急，家里的事也是老婆做主多。李勇兄弟多，住在一个屋檐下，免不了有些小矛盾，婆媳关系也不太和谐。我在家门口，偶尔会听到李勇家吵闹的声音，至于谁对谁错，外人不得而知。眼看着村里一些人家建起了“牛角屋”，李勇夫妇也开始准备建房。新宅基地换到了丰收河居民线上，李勇新房建成后，听邻居说，为了房子，梁凤俊连酱油、醋也舍不得买，其它开支，也是省了又省。大约在新屋建成的第三年，梁凤俊患上了甲型肝炎。医院住了几天院，舍不得住院费，病情稍有好转，就催着医生要求出院。医生没办法，开了点药，让梁凤俊带回家服用。回来后，如果遵照医生的嘱咐，再注意休息，或许会康复，但这个要强的女人还到地里干活，硬是将原本可以治好的病拖成了绝症。梁凤俊去世时间应当是年或者是年，终年不到40岁。很多人替她惋惜，辛辛苦苦将房子建起来了，人却没了。农村人普遍有“拖”病的心理,患上感冒头痛，一般不会去找医生医治，主要是怕花钱，还有就是怕麻烦。上世纪80年代，农村也实行了合作医疗，但报销比例不高，参保率也高低不一。我们村没有参加合作医疗的人家不在少数，李勇家是否参保，我难以确定，但可以确定的是，梁凤俊所患的甲肝原本不难治愈，但偏偏拖成了绝症，失去了宝贵的生命。当年，村里也有人患上甲型肝炎，但因此而去世的只有梁凤俊一个人。年，我做过一次农村合作医疗的调查，走访了合作医疗主管部门和几个镇村的数十个农户。负责全县合作医疗工作的老邱告诉我，年之前，参合农民报销唯一的来源就是农民当年交纳的合作医疗经费，只能是筹集多少报多少，往往到下半年，结报就没有资金了。年起，合作医疗情况开始好转，老邱说，“年合作医疗筹资标准是历年来最高的。年筹资标准是每人32元，06年提高到每人50元，其中省财政补助人均25元，市财政补助人均2元，县财政补助人均9元，镇财政补助人均2元，农民每人交纳12元。全年共筹集参合资金三千九百多万元。年，全县参合人员普通门诊结报多万元，住院结报多万元，门诊定额资金结报多万元，还有慢性病的结报多万元，共报销医疗费多万元。”此后，农村合作医疗的参保比例迅速上升，现在，已经实现了百分之百参保。如果梁凤俊活到现在，或许又会是另一个结果。没了女人的家，是残缺的，梁凤俊去世后，李勇将儿子李建拉扯大。李建成年后，李勇也张罗着替儿子找对象，但谈了几次，也没谈成功，后来经人介绍，李建入赘到邻近乡镇一户人家，当了上门女婿。好多年，李勇都是一个人过日子。我每次回老家，十有八九会看到李勇，或是在地里干农活，或是在邻居家串门。大约是5年前，我回老家，就没有见到过李勇。听父母说，李勇的亲家公去世后不久，李勇就搬到儿子家里，与亲家母一起生活。对于李勇来说，这也是一个不错的归宿。李勇离开后，瓦房一直空关着。偶尔，李勇的弟弟、弟媳妇会去开门，给房子通风。前几天，我回老家，特意去了李勇家门前看了看。紧锁的屋门口，堆放着几捆黄豆荚，小瓦房屋顶“牛角”依然挺拔，只是向阳的屋面有小青瓦零星损坏，或许屋面早已漏雨，而与“牛角屋”紧挨着的厨房屋面已经塌掉。再过些时日，风雨侵蚀，“牛角屋”的屋面也会渐渐损坏，倒塌是这幢瓦房必然的结局。(李勇家的“牛角屋”)几十年过去了，村里人房子越建越好，“牛角屋”渐渐变得稀少。我家所在的村民小组，38户人家，32户人家建有楼房，仅有6户人家还住在砖瓦结构的平房里。6户人家中，有我父母居住的老宅、我桂全叔、老王、老朱，之所以没建楼房，是因为子女都在外工作，我桂全叔的儿子大学毕业后在上海工作，老王的女儿大学毕业后留在了南京，老朱的女儿也是大学毕业后到了上海一家高科技企业。包括我家在内，这几户的砖瓦房后来都进行了维修，小瓦漏雨，换上了彩瓦或琉璃瓦，原来的牛角也去掉了。仅有李勇的房子还保留着原来的样子。“牛角屋”的远去，是乡村经济发展的结果，但“牛角屋”毕竟在乡村留下过一道美好的印忆。近年来，我曾到过浙江、安徽、四川以及苏南等地的乡村。这些地区一些乡村的建筑仍然留存着地方特色，有的民居尽管略显苍老，却能依稀看出它背后的历史人文底蕴。前些天，安徽的一位友人送我一只精美的布袋，布袋一面印着的是白墙黛瓦马头墙的皖南民居，每当我看到这只布袋，就会联想到徽州那一抹淋漓的水墨景色。“牛角屋”曾经承载着我们这个地方的历史文化特色，高高耸立的牛角，很自然让人联想到“海子牛”。海子牛因我们这个地区沿海而姓，亚洲野水牛是其远祖，约于公元前0年被驯化。如东海子牛与四川德昌水牛、云南德宏水牛等合称我国五大优等水牛，闻名于世。如东海子牛之奇特不仅在于体形硕健，背部平直，肩部隆起，双角圆张，四肢粗壮，四蹄宽大，而更为奇特之处是，唯有如东海子牛能遨游于江河湖海，自由来往，其它水牛只能在淡水的江河湖畔生息。海子牛也是我们县城的标志性雕塑。沿人民路南行到影剧院，广场中央，一座青铜牛雕稳立其上，环角宽背，厚臀圆蹄，头南而尾北，一副不待扬鞭自奋蹄的模样。“牛角屋”也曾经令许多外地人感慨。年，我去南京大学采访中国科学院院士王颖，上世纪80年代，王院士在长江下游沿海考察，“牛角屋”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她说，你们那里很多人家房子屋脊像龙尾上，还有两只尖尖的角，特别像牛角，很有意思。可惜的是，当年随处可见的“牛角屋”，如今风光不再。(村里“牛角屋”局部)我想，如果在第一代楼房出现之前，村里能够及早作出规划，让农民的一幢幢楼房风格相对统一，成为地方历史文化的一道载体或许有可能。我也曾经就此话题与当过村支书的父亲聊过，父亲的回答是含糊的，当时，乡里、县里没有对农民建房有过类似的要求，作为没有多少文化的村干部，压根没有地方历史文化方面的考虑。即使有这方面的想法，没有能力，也没有足够的权威，让各家各户按照统一的风格建设楼房。这些年，乡村振兴成为上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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